一次改变人生的相遇
81岁的医生兼先驱药物设计者Stan Crooke第一次帮助治疗晚期癌症患者是在1969年——也可能是1970年。他记不太清具体年份了。毕竟，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，他与许多患有看似不治之症的患者打过交道。但这一次，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感受。
当时Crooke是贝勒医学院的三年级学生，已经拥有博士学位。一名年轻男性因腹部肿块被转诊到血液肿瘤科。结果发现是播散性睾丸癌。这名患者大约25岁，与Crooke当时年龄相仿，是一名大学毕业生，已经订婚。Crooke在房间里，当患者得知这个消息时，“告诉他六个月后就会死的过程对我冲击很大，”他说。这次互动让Crooke明白，医生有时会处于“人类所能承担的最负责任的境地”，面对一个“将生命交到你手中”的患者。
从乡村医生梦想到药物研发之路
他本可以职业生涯充满这样的时刻。他有一个同学曾想在农村平原地区或山麓社区开诊所，并希望Crooke加入。但这行不通。多年来，Crooke的妻子Nancy一直受到一种神秘的血管炎困扰，这是一种动脉自身免疫疾病，医生们束手无策。他们还有一个患有学习障碍的幼子，可能需要上私立学校。Crooke需要一份稳定且可观的收入，远非乡村医生所能提供。
但那个年轻癌症患者的房间还发生了另一件重要的事：医疗团队提议试用一种名为博来霉素的实验性药物。Crooke从未听说过它，查阅后发现这是一种在日本发现的天然产物，尚未在美国获批用于临床。它“有着我从未见过的结构，作用机制完全未知”，并且有“奇怪的毒性”，他回忆道。
回到贝勒的实验室后，Crooke开始研究博来霉素，并意识到医学的另一面：他“研制一种好药”所能产生的影响可能超过他作为医生所能做的任何好事。他即将完成MD-PhD项目，于是打电话给拥有博来霉素在美国权利的公司Bristol Labs，申请了一份工作，并被聘为临床医生。
职业生涯的跌宕起伏与反义技术的诞生
这使Crooke踏上职业过山车，几十年来他一直在药物开发世界中奋斗——有时也与这个世界抗争。他率先将一种新型药物疗法引入制药武器库，但患者从未远离他的脑海。如今，在地球上生活了80多年后，Crooke再次寻求为患有一种或多种疾病的患者一一治疗。
所谓“反义技术”的开创性论文是1978年发表在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》上的两篇研究。这些论文报道，一种短的、单链合成DNA片段，当输送到取自鸡胚胎的干细胞中时，能够抑制感染该胚胎的病毒的复制。这种称为寡核苷酸的DNA片段与细胞中信使RNA的“有义”链结合，使其无法产生对病毒复制至关重要的蛋白质。“反义”这个术语本身就源于与这条“有义”链的结合，论文提出，反义寡核苷酸（ASOs）可能能够影响身体其他部位的蛋白质生产。这种能力为医学带来了各种诱人的可能性。
Crooke大约在1987年了解到反义技术，当时在一次由制药公司SmithKline主办的研讨会上，一位演讲者介绍了自己在这一年轻领域的工作。那时Crooke已经离开Bristol，担任位于费城的SmithKline全球研发总裁，同时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运营一个实验室。听完演讲后，他翻出了那些最初的反义论文。
时机很巧合，因为Crooke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。Nancy于1984年因疾病去世，Crooke成为鳏夫和单亲父亲。他开始重建生活，特别是与一位名叫Rosanne Snyder的研究员结婚。但他在职业生涯中变得不快乐。他觉得大型制药公司的创新速度慢得令人沮丧，SmithKline的股票也一直表现不佳。公司可能被收购，而Crooke坚决反对。他回忆说自己“非常激进”地表达了这一点，这种立场使他在高级管理层中几乎没有朋友，他承认自己“本应做一个更好的下属”。但他认为药物开发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制药方式，他想按自己的方式研究反义技术。毕竟，他有药理学背景、医学博士训练、所有研究工作经验，而且已经花了多年时间实际制造药物。某种直觉告诉他，他正是将反义技术发展为药物平台的合适人选。
因此，当SmithKline在1988年解雇他时，他已经半途在组建一家生物技术初创公司。他招募了一批优秀的研究人员。